《幸福歲月：無歷史者的回歸》創作論述

《Masa Bahagia II: Le Retour de Manusia Tanpa Sejarah》

創作說明

　幾年來，我曾在《四方報》擔任記者，協助桃園幾場社區藝術節的策畫工作，透過藝術實踐進而思考更廣義的「移民學」在臺灣建構的重要性。然而我認為光是這樣仍是不夠的。我體認到，17世紀臺灣與東南亞史相互交錯的意義，必須在當今臺灣看重東南亞發展的趨勢中重新回看自身。

一、

　在「2017印尼望加錫雙年展」展出的作品裡，我延伸「近未來的交陪-2017蕭壠國際當代藝術節」的創作脈絡，將1655-1657年嫁來臺南熱蘭遮城的望加錫婦女茱莉安娜（Julianna）與安娜（Anna）的肖像持續做發想。

（資料來源：荷蘭萊登大學歷史圖庫）

　在2017年2月的「交陪」展裡，我盡可能地從荷蘭萊登大學圖庫中，找尋最古老的望加錫照片。圖庫裡包含婚姻、荷蘭家庭、蘇丹陵墓和風景等。照片乘載記憶，使那些人、事、物「曾在」。照片是我們當今能推敲視覺記憶的最前線：我們目擊今百餘年前的人的故事，而歷史與傳統又是層層積累，透過這些視覺資料，我們得以繼續推想更早以前：兩百年、三百年或更早以前的景觀。

　　「交陪展」所在的臺南蕭壟，數百年前即是荷蘭殖民時期重要的平埔族部落。而這些望加錫婦女與班達人的形象在此重現，也為她們無論是幸福嫁來、抑或客死異鄉的奴工，盡能給予歷史上的記憶。而這批繪畫屬於「這裡」（臺南），以致11月的望加錫雙年展我並未帶著她們的肖像前往她們原鄉。對我而言，臺灣是她們選擇的歸屬。

二、

　暫且將兩位少女的臺灣婚姻前移10年。1640年代，在臺的荷蘭軍隊於基隆、淡水等地擊敗西班牙。彼時的馬尼拉總督忙於對菲律賓南部民答那峨的穆斯林爭戰，加上日本將軍對貿易的保守與迫害基督徒，原為西班牙國王屬意的福爾摩沙，不敵現實，這些因素影響臺灣的失落。

　荷西遵照基督徒式的受降典禮，勝者不予以擊殺或判刑。在基隆和平島的西班牙傳教士Fray Juan de los Angeles（他在稍早代表臺灣的西班牙人，帶著書信前往馬尼拉求援卻被拒絕）、末代雞籠（基隆）長官Portillo及家屬軍士受降荷蘭，被送往荷蘭東印度公司所在的亞洲總部巴達維亞。然因雞籠長官不願率眾返回馬尼拉，便由傳教士Angeles繼續帶隊，經季風航運，先停留於望加錫一段時間，返往菲律賓。

　他在望加錫的時光中，撰寫一篇為何福爾摩沙（的西班牙人）會戰敗的重要文獻，名為〈Formosa Lost to Spain〉(1642)。文中可知，安赫列斯神父對於臺灣北部是熟悉的，意味著他待過一段時間傳教，因為這篇文章以高度的記憶力描寫臺灣本土上的西荷戰爭，包括使用的軍隊、人數、軍官名，以及當時曾在北海岸的堡壘地景（包括修道院、麵粉廠和倉庫等）。

　至今望加錫的觀光景點鹿特丹堡於1669年荷蘭人占領該地，重修城堡的歷史條件有關，此地仍保持完整的古荷蘭城堡群。同樣是1660年代，荷蘭人與武吉士族同盟，打敗望加錫的哥瓦蘇丹王國，進而獲得香料壟斷權；而1661年，鄭成功軍隊擊敗臺灣熱蘭遮城的荷蘭軍隊，或許兩位婦女前往巴達維亞了。

三、

　望加錫雙年展邀集望加錫本地的木工，前往港口貨櫃區或菜市場蒐集老舊木材，幫我打造數個航海時代船上的小型木箱，裡面裝滿丁香粉(cengkih)，米糠(sekam)和海砂。透過上述的兩段歷史交叉建構，我試圖將1642-1655年代臺灣與印尼望加錫的交流關係( 物件，基隆和平島，臺南的教會，北海岸風景，班達人奴隸，菲律賓Cagayan傭兵，熱蘭遮城，望加錫，馬來古代冒險故事hikayat Indraputra談論愛情的象徵，哥瓦王國蘇丹像和遷徙路線等）再現而出。

　　觀者必需親自用手撥開海沙，聞到米糠和丁香的味道，慢慢找到我創作的繪畫，這些「無歷史的人」難現於臺灣史的敘述，以及在望加錫本地歷史的空缺，因此更有想像力。創作主旨來自對兩地的古老記憶，以及對海洋時代的再思考，在今天重新以港口連結港口(也是17世紀東亞臺灣和澳門為何重要的原因)，是應重新啟動的古樸想法，以作為對抗現代「國家」政治概念底下的自我迷思和包袱。

四、

　　關於歷史與方法為何？此系列創作的研究過程多過創作自身。首先，受惠於澤蒙．戴維絲《馬丁．蓋赫歸來記》的方法啟迪，這名當代優秀女歷史學家透過大量日誌、地圖、寓言、歌謠、戲劇、法律契約、訟詞等方式，以虛構卻又最接近真實的摹寫，重說了16世紀法國小人物蓋赫的傳奇故事。

　戴維絲影響了我，換言之，必須透過大量的視覺圖像、地圖、歷史資訊和日誌，建構出360年前望加錫女人安娜、茱莉安娜，與從基隆前往望加錫的西班牙傳教士安赫列士「所看過」的世/視界。即便安娜和茱莉安娜是歷史上的小人物，她們使用的是洗禮後的名字，我們無法分辨她們真名抑或種族，一切模糊。僅僅所知的是她們分別嫁給兩位荷蘭士兵。

　藝術協助我們建構歷史：她們改信荷蘭帶來的基督教，使得她們可以有條件的遠赴臺灣，創造婚姻，此固然與荷蘭殖民的人口政策必須仰賴於同樣宗教的婚姻/ 移民條件下才可實行。透過東南史學者Anthony Reid等人已完成的研究可推測，她們童年勢必經歷了17世紀重大的望加錫瘟疫，家裡或社區殘破了，失去農業流動力的戈瓦蘇丹王國面臨外有東印度公司亟欲壟斷商機的政治危機，內有家人死於瘟疫的可能。出海來到最遙遠的另一個北方邊界（對荷蘭東印度公司而言）——臺灣，或名福爾摩沙，一種離得越遠越好的嚮往，成了她們的人生選項。

　本次雙年展，我是唯一的非印尼籍藝術家，這是相當有趣的事。首先，以現代主義或國家傾向的政治思考看來，臺灣一直極力打造自己的國家意象卻被持續打壓，迫使臺灣出現必要的危機與麻煩：首先，臺灣本質是海島，但它的發展傾向卻是將人們的思維綁在自己是一座陸地之上，現實如此，但我們必須從與海洋的相對關係看來：她處在不同的文化圈會留下，在某些詞彙我們在印尼分享相似的文化，習俗亦然。而早期臺灣南部和印尼同時受荷蘭東印度公司所控制，換言之，殖民體制下，印尼雅加達曾是臺灣的行政上司，任何在巴達維亞或東印尼的風吹草動，影響荷蘭對臺灣的政治策略。荷蘭壟斷了香料群島，判刑的心態役使班達人前來公司的邊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