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地自容」或「有地無容」的藝博方程式?

     面對前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總監任天晉(Magnus Renfrew)於2019年來臺,籌備新藝博會的風聲,本地藝文媒體早開展「備戰」與「反思」為題的報導。

       幾篇文章聚焦藝博和畫廊經營者如何正向回應自身心態、克服易動的策畫團隊體制等面向,有不少善意建言。而香港藝評人梁寶山《我愛ART BASEL》出版逢時、逢地,猶觸動臺灣藝博的敏感神經,究竟追尋「國際化」或「在地化」之間的掙扎外,從香港文化政策與城市建設等層面,持以批判觀點,檢驗「是否助於改善藝文工作者處境」的再思考。

       臺灣藝博的分區型,與香港巴塞爾的壟斷「藝壇」性質總有差異。面對同業、向國際招商的雙重競爭,仍得面臨本地藏家空缺等焦慮,臺灣的畫廊「聯盟」面臨未來可能發生的挑戰,也須調整出迫切的策略;「未經測量的領土」,如作者開宗明義所引,在幾年迅速興起的「空降文化」及藝文政策未能適時反應的香港,究竟在前者的市場萎縮呈現下的「有地無容」,抑或香港藝壇某種程度上的「無地自容」,我們能從雙方疑慮下反思什麼?

        一言概之,臺灣和韓國藝博區分國際性與在地性的市場對象,以一線國際藝術市場與保障本地藝術家的小型藝術盛會並置,為全球流動的藏家、畫廊、策展人興起的「全球藝博Grand Tour」浪潮,所回應的實踐策略。我認為這亦是藝術市場重新配以空間尺度(scale)衡量的戰略,如2017「Art Stage Singapore」核心明確切入國際藝廊在東南亞的新布局,表徵出對該區域「可期待」的潛在野心。而我想續談「地方化」藝博的發展,在面對香港巴塞爾的寡占地位下,能萌生出何等的「在地」可能?近幾年在臺北之外的地區型藝博,又反映出何種面容的生存策略?

       2012至2013年,臺南、臺中與高雄相繼成立藝博。歷來臺中藝博,串聯如勤美璞真文化藝術基金會、科學博物館、臺灣美術館、大都會歌劇院等重點藝文單位為底,輔以「優雅、舒緩」的城市步調,營造出城市消費的號召。2017年臺中藝博主題「以身為度:尋訪城市裡的雕塑」,折射出近年面臨都市升格、大型公共建設與興建案開發,城裡不斷流轉的公共藝術類型,如何為「公眾」帶來不同的藝術品味?它固然服膺於城市文化消費階級的新人文地景。

        2012年現身的臺南藝博,一來邀請本地畫廊組成執行委員會,邀請南臺灣老、中、新生代藝術家參展,同時媒合在地藝術史學者蕭瓊瑞進行臺南美術發展史報告,建構藝博於歷史定位的意圖濃厚。不僅如此,其與臺南特色書店合作,推出藝術書展,供訪客參考。該藝博持續與市政府聯合推廣「臺南新藝獎」,來擴大年輕藝術家進入市場平臺的可見度,增強在地連結。今年3月的臺南藝博,與國際遊艇展合作,將展覽範圍擴延至高雄,於遊艇展區內規劃藝術展場,試以海洋為題的作品,突顯臺南身為古老港都,添加當代藝術的新實驗。

      經濟學者David Throsby提及,當今政策發展試圖在經濟、文化、環境和其他都市發展等條件之間,謀求某種平衡。城市文化政策制定者堅信:理想的城市文化經濟,不僅透過在地與外地消費者在文化產品相關服務上的滿足、提升品味,也為餐飲與運輸業產生第二層影響,皆是區域發展的促動因素;再者是民眾對城市自尊與自信心的提升。這些因素可能反應於就業的可能,激發本地經濟基礎的多元發展,和都市再生的潛在影響。此固然是官方屢見不鮮的論調,表明全球化現象對城市經濟和文化生活間的交互影響,區分自身可能/以提供「別於他城」的差異化想像。

       高雄藝博或許是個鮮明的例子。該展區位於駁二及大義倉庫群,試為舊日本時期的「南進」海運基地,以文化能量轉型為國際藝術連結的再定位。1998-2010年的高雄文化政策曾經歷空間解嚴的城市美學運動,以大刀闊斧的姿態,亟欲跳脫「工業港都」、「文化沙漠」的社會偏見。面對曾身為國際商港的光榮已衰落的條件下,藝博之於高雄,又帶有另一種政府期許下的都市振興視線。

       分區型藝博獲得地方政府支持,卻也鑲嵌於偌大的政治期待。對香港而言,在「無地」中「自容(藝術)」或言奢侈,但未來朝向在地性質的藝博,若有,它可能表達何種面容?

原文刊於2018年3月19日香港信報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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